1919年，戴镜元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因为家境贫寒，戴镜元从小就尝尽了生活的苦，相较于其他同龄人，戴镜元显得格外成熟。在其他孩子还在无忧无虑玩耍的时候，戴镜元已经要为自己该怎么活考虑了。

  1928年6月，中国在戴镜元的家乡领导了一次农民暴动，是为“永定暴动”。这次暴动是永定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，第一次奋起反抗反动政权和封建土地制度的残酷剥削、压迫的壮举。

  虽然当时的戴镜元并不是非常明白，但是他知道，这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暴动。所以，他也热情参加了这次暴动。

  顺理成章，戴镜元加入了中国青年团，并且由于他在永定暴动中表现积极，次年他就转入了中国。

  也许各位看官认为这很不可思议，但在那个时期，我党人数并不是很多，且有反动势力的压迫，我党需要尽快发展党员。而表现积极的戴镜元虽然年龄还很小，但他是一个可塑之才，所以破例让他加入进来。

  戴镜元加入中国之后，领导了乡儿童团、县儿童团。因其表现出色，他又先后担任了共青团福建省永定、龙岩、连城县委书记。

  由于特务、反革命分子等反动势力猖獗，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在1931年11月成立，戴镜元在1932年11月在这里学习。1933年3月，戴镜元又被调到中革军委二局（情报局），从事“解读天书”的机要工作，当时他才只有14岁。

  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，戴镜元一直在中革军委二局工作，历任股长、处长、副局长、局长。虽然他从来就没对敌人开过一枪，但是他在技侦情报战线上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  关于中革军委二局的历史，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并不是很多，不是这个情报局的工作不重要，而是因为这个情报局的工作太机密。

  即便在当今时代，这些机密内容很多都已经解密，但是从事过情报工作的人依然不愿意诉说自己的过往历史。

  1934年10月，红军被迫开始走漫漫长征路。当时毛主席特意强调，一定要带上中革军委二局的同志，不然在路上就成了“瞎子”。

  戴镜元虽然才15岁，但他已经是中革军委二局的党支部书记，自然也跟着部队一起走。

  当时有很多人同意这个计划，但是毛主席却坚决不同意。他通过电台破译的敌军情报，分析得知，这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个圈套！

  果然，正当大家还在讨论打不打的时候，戴镜元监听到了敌军联络的信号，蒋介石已经掌握了红军的动向，正在暗中向鼓新场一带调兵遣将。

  周恩来感慨地说：“如果我们冒然打鼓新场战役，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”

  当然，在长征路上，戴镜元和他的战友们获得军队的调动情况并不只这一次，通过这一些情报，中央制定了很多有效的应对措施。

  长征的胜利，离不开中革军委二局的情报，所以，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后，毛主席称赞他们是“长征路上会走路的灯笼”。

  在1939年11月，侵华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一次清剿扫荡行动，指挥官是备受日本新闻媒体称赞的“山地战专家”和“名将之花”——日军中将阿部规秀。

  负责敌人电报侦听和破译工作的戴镜元发现了一些非正常现象：日军在黄土岭地区频繁发送和接收电报，这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  几发炮弹落下，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黄泉丧命，成为抗日战争中中国战场上击毙的日军军衔最高将领。

  黄土岭战役取得巨大胜利后，毛主席和将缴获的阿部规秀的军大衣授予了戴镜元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前，毛主席不止一次说过，虽然即将迎来新中国，但是我党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。久经考验的战士一定不可以染上的恶习，一定不可以沉浸于奢靡享受，不能成为第二个“李自成”。

  戴镜元被毛主席吓住了，他刚才的话只说了一半，他连忙说：“主席，这别墅不是给我建的，是给咱们那些在战场上受过伤的同志们修建的。”

  戴镜元说：“不是，是我主动修建的。我是看很多同志身上都有伤，尤其是彭老总、朱老总他们，伤痛困扰着他们。而香山的环境不错，我就想修建一座别墅，可以让他们有时间就来疗养一段时日。”

  毛主席总算没那么生气了，但还是认为戴镜元的做法有些不妥当，虽然出发点是好的，但还是有些劳民伤财。

  戴镜元于2008年4月3日逝世，去世之前，他曾说，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污点。